​17世纪欧洲有哪些国家 17世纪欧洲发生了什么大事情

17世纪欧洲有哪些国家 17世纪欧洲发生了什么大事情

第四部分 结论

第九章 先兆

欧洲边界的划分给欧盟以及史学观念都带来了一系列课题。毫无疑问，作为一个地理学术语，自古典时代[1]起，欧洲便已经存在。不过后世有关欧洲构想的一切尝试都是人为的，正如从德尼·德·鲁日蒙[2]上溯到赫西俄德[3]的著名的研究一样。[1]古希腊-罗马世界所掌控的范围位于地中海区域，坐拥内陆海的两岸，并向东延伸至叙利亚，而非延伸至欧洲北部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而在当时，欧洲根本就谈不上是一个多么显赫的地域。虽然史学家把作为一个独特文明中心的欧洲的出现追溯到中世纪之时，然而对于生活在那几个世纪的人们而言，欧洲同样亦非一个重要概念。回顾中世纪的欧洲，它在宗教信仰、社会习俗、文化风俗和政治制度方面的确展现出给人以印象深刻的统一体之状，而且除东南部的四分之一区域以外的整个欧洲大陆均体现了这一特征。较之其他各种著述，罗伯特·巴特莱特[4]的研究更加有力地证明欧洲借助于殖民初期暴力进行的扩张：在整个大陆植入常见的封建等级制度，此亦为以掠夺起家的地主、军事神职人员以及十字军的后裔在不久的将来对欧洲以外地区采取行动的征兆。[2]巴特莱特的代表作名曰《欧洲的形成》。然而此并非简单地按照爱德华·汤普森[5]《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里相关的含义来理解的。因为虽然客观上来说，后世欧洲诞生于此一时期，但并无一般的主观意识伴随此一过程。对于这一代人而言，他们的世界就是基督教的世界。“欧洲”这一概念对他们来说并不存在，将此归结为上述前辈之说法是不合时宜的。[3]

一

直到很久之后亦即在17世纪末多方联合反抗路易十四的时候，“欧洲”一词才逐渐开始流行。[4]直至1713年，《乌得勒支条约》[6]依然使用“基督教共和国”（Respublica Christiana）一词；两年后，莱布尼茨批评了阿贝·皮埃尔神父，[7]因为后者曾以“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的名义[5]——对于他来说，这一名称变得更加神圣——为了永久的欧洲和平事业而参与了该条约的谈判。只有在启蒙运动的世俗转变之后才产生了把欧洲作为统一的文明的强烈意识。不过该称谓一旦出现，就惊人地迅速扎根于人心。从英国威尔士亲王乔治摄政时期到法国大革命爆发，欧洲之称谓成为不同历史时期主导性思想所倡导的几乎相同的概念。正是孟德斯鸠设定了后来的分类基调：“王子一般相信只有通过摧毁邻邦才能变得更为强大。正相反！欧洲的情况是每个国家的存在都要依附于另一国。譬如，法国需要波兰和俄国的财富，吉耶讷需要布列塔尼，而布列塔尼需要安茹。[8]欧洲就像是一个由多个省所组成的国家。”[6]这一分类定义很快成为一个比喻。伏尔泰认为，“基督教的欧洲可以被视为一个划分为若干州的共和国”。[7]而对于瓦泰勒[9]而言，现代欧洲类似于“一种共和国形态”，各国联合起来是“为了维护秩序和自由”。[8]罗伯逊[10]指出，“欧洲各种政治势力”造就了“一种庞大的政治体系”。[9]吉本认为，“欧洲可以被视为一个大型的共和国，其各种居民的文明礼仪及教育程度业已达到相差无几的层次”。[10]对伯克来说，“欧洲完全是一个大的国家，拥有基于大陆法系的相同准则，展现了区域习俗和地方机构的多样性”，去其他国家的游客“从来不会感到置身于国外”。[11]由此可以认为，欧陆的一体化并不是目标，已是定局。

上述的比喻——省，共和国——具有政治特征，然而其含义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将欧洲连结在一起的是那些共同的宗教信仰、公法以及习惯礼仪——这三方面时常为伏尔泰及伯克所提及。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欧洲的统一包含了政治层面，以前是不统一的，因为差异性也是欧洲的一个特点，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拥有独特的平衡是所有关于欧洲的描述的关键，也是欧洲区别于并且超越其他地区的最显著的特点。在其文明的统一过程中，对欧洲而言，好处在于，它被划分成一系列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的国家，每一个国家都大小适中且无法掌控整个欧洲。正是这种均势造就了欧洲的自由环境。同样，孟德斯鸠率先对此给予最为精炼的阐述，“在亚洲，国家强弱之间形成鲜明对比”，他强调，“强国征服，弱国被征服。在欧洲则完全相反，这里是强强对抗，那些相互侵略的国家之间实力相当。此即亚洲弱小且被奴役而欧洲强盛且较为自由的主因”。[12]罗伯逊同样评论道：“当国与国较为相似的追求极致的过程中步伐一致时，它们将不会面临突然被征服的灾难。”[13]而吉本则观察到，“欧洲分化成为一系列独立的国家”，其间“均势将会持续波动起伏”，这是“对人类自由所产生的最有益的影响”。[14]伏尔泰也强调说，“欧洲国家间尽可能保持均势之明智政策”是“世界其他地区所未知”的政治原则。[15]瓦泰勒简明扼要地指出，欧洲的政治体系是与“著名的均势说”密切相连的。[16]

反过来说，这种平衡状态不仅仅是自由权利形成之前提，而且亦为欧洲艺术和科学成果产生之条件。同样，欧陆也是思想方面领先于世界之地。伏尔泰指出，正是欧陆文坛造就了令人惊叹的思想成就，每个国家都对此作出贡献，欧洲也顺理成章地能够为此而感到自豪。[17]然而，导致这一文化主导地位的动因是什么呢？人们普遍认为，它存在于各个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分歧之中。恰如吉本所言：“在所有追求主动性和投机性生活的努力之中，国家和个人的竞相模仿与赶超是人类处境得以改善以及历经艰难尝试后收获成果的最强大源泉。古希腊各个城邦是联合与独立发展完美结合的反映，而欧洲各个国家以更大的规模和更为宽松的方式对它进行了复制。”[18]此外，这一复制的成果被认为是欧洲掌控世界各地的关键因素。“我们不能如此认为：文学只不过是在取悦公民。”孟德斯鸠写道：“它的繁荣与帝国是如此休戚相关，以至于这种繁荣必然是帝国的标志以及帝国的由来。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当今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就会发现，正当欧洲统治了世界上其他三大地区并获得繁荣之时，其他地区则在奴役与困苦中呻吟，因此欧洲比其他因无知而衰落的地区更为开化。”[19]如果说他对于知识与权力的结合对被统治世界意味着几乎没抱什么幻想，那么，其他的观点通常较为乐观。“欧洲国家如同一个大家庭，”罗伯逊评论道，因为“它们获得的知识、在战争技术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政治上的睿智和技巧几乎都是相同的，似乎都注定了几乎在历史的每个时期欧洲高高在上的统治地位，而其他地区则完全接受这种统治欧洲人的特性与天赋超越了其他地区的居民，形成巨大的反差”。[20]

社会相似性——政治上的均势、思想方面的竞争模仿以及文化领域里的至尊地位：此即启蒙时代以来为人所共知的欧洲三段论。尽管这并不总是意味着欧洲帝国之外的国家对此论调不加以批评，狄德罗[11]、雷纳尔[12]甚至是斯密[13]皆对此持怀疑态度，但是欧洲内部必定对上流社会的团结感到相当满意。于是这使得卢梭表达出更为尖锐的观点，他嘲讽了这一时代的世界主义观念及其自我满足的状态：“到处都在奢谈，诸如：现今这个时代已经不存在什么法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甚至是英国人了，而今唯存欧洲人；他们皆拥有相同的品位、相同的激情以及相同的传统。”他轻蔑地评论道，“所有人都在奢谈公益事业，然而却只考虑到自己的利益；所有人都假装节制和适度，但是人人都渴望成为大财主；每个人都渴望奢侈品和黄金”。因此，“难道他们关心侍奉哪一位主子、遵守哪一国的法律？如果他们可以盗取金钱并且使女人堕落，他们愿意随处安身”。[21]他告诉波兰人，国家政体所给予人们的是品行和活力，而非国际时装或欲望。

二

在此事以及诸多其他方面，卢梭皆可谓是先知先觉。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形象渐渐被人们所淡忘，社会的相似性亦在雅各宾党人起义和动员的重压之下瓦解，所有的政治平衡也随着拿破仑的扩张而被颠覆。伯克的《论弑君以求和平》（Letters on a Regicide Peace）警示性地指出法国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共同体或国家，“我们要与‘军事主义信条’抗争”这些信条提供了关于这种变迁的令人绝望的记述。社会革命和民族觉醒摧毁了一个伟大共和国的家园，然而有关欧洲的理想的信念之火却并未熄灭。历经20年革命和战争的动荡，以不同的形式在新世纪重现。相应地，正是那些标志性的思想家搭起世界启蒙运动与早期社会主义的桥梁，他们可被认作引发随后一系列事件的先驱人物。1814年10月，在波旁王朝复辟与百日王朝之间隙，圣西门[14]凭借新收门徒奥古斯坦·梯叶里[15]之助，提议“重构欧洲社会”。在这种奇怪的诸多议题的大杂烩中，他的计划几乎设想了所有的未来发展蓝图。

圣西门颠覆了对启蒙运动的历史评判，他将中世纪描述成这样一个时代：欧洲业已形成一种单一且总体上较为和平的由天主教会及其神职人员所统一起来的政体结构。而宗教改革则摧毁了该统一体，由此释放出了宗教冲突的压抑之火，导致了三十年战争，最终也促成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从而建构了这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基于国家之间均势的政治体系。然而这并没有给欧洲带来任何好处，该和约中的“战争成为欧洲的习惯性状态”之原则一旦确立，便导致了欧洲刚刚结束的灾难再临。一个世纪之前，圣皮埃尔神父设想了一种永久和平的规划，不过，这是他在接受残存封建主义教育的有生之年所提议的暴君之间保留各自权力的互惠保障。目前所需要的是一种行政体制，将英国的自由宪法原则推广到整个欧洲，其核心是英法两院议会（这是第一类），为了杜绝专制主义，这应该成为欧洲人民的榜样。一旦它们拥有各自的代议制政府（这是第二类，如在德国），欧洲议会将会诞生并管理整个欧洲，每100万名接受过教育的公民将会选举出4名代表：1名学者，1名商人，1名行政官和1名地方法官。时不我待，革命依然面临着威胁，英国背负沉重的公共债务，法国恢复的王位仍不稳固，波旁王朝将会牢记复辟后的斯图亚特王朝曾经遭受的命运。而欧洲唯有通过如此重组方案才能享有和平稳定的秩序。“黄金时代并未离我们远去，而是在不远的未来。”[22]

这些具有远见卓识性的描述包含了三种尚处于萌芽状态中的政治传统，它们将会在下个世纪驳斥有关欧洲的各种观念。[23]圣西门参与了美国独立战争，并且在法国大革命中发家致富，基于其规划，他坚决反对欧洲倒退至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制度”，[17]同时对暴力推翻法国复辟进行了精确的预测。随后的十年，他提出其空想社会主义的首个工业化版本，从其遗留下的该部分遗产中可以看出一系列革命性的干预措施和统一欧洲的口号。在19世纪30年代，傅立叶的弟子孔西代朗（Considérant）主张在生产力以及相互间的权利和利益的基础上构建欧洲人的联盟，从而在欧洲大陆消除战争。在巴黎公社时期，孔西代朗与库尔贝[18]共同合作，呼吁根据美利坚合众国的模式建立欧洲的合众国。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这一构想得以实现，法国与德国之间率先合作。[24]在欧洲1848～1849年的革命中，马志尼和卡塔内奥[19]将欧洲的统一视为防止人民主权及民族遭致战争摧毁的唯一保障，马志尼将统一的欧洲设想为一个共同市场，而卡塔内奥则将其视为一个联邦国家。[25]在巴黎一次和平大会的著名演说上，雨果为“欧洲合众国”高呼。[26]在19世纪60年代，蒲鲁东和巴枯宁[20]则紧随其后：蒲鲁东认为欧洲联邦太过巨大，应当依据瑞士联邦模式建立一种由各联邦组成的联邦国；而巴枯宁在加入第一国际前夕就抨击马志尼的国家原则压榨了较弱或较落后人群，他谴责一切官僚体制，因为它不符合即将诞生的欧洲合众国起义自由的原则。[27]

第二国际时期，意见发生了分歧。1911年，考茨基[21]宣称，通向长期世界和平的唯一路径是“属于欧洲文明的各国达成统一，建立拥有共同的贸易政策、联邦议会以及政府和军队的联邦——建立欧洲合众国”，此为卢森堡[22]所否定的乌托邦式观点。[28]然而，当战争在1914年爆发后，布尔什维克接受了欧洲合众国的口号，并在他们的第一份宣言中反对战争。一年以后，列宁对此立场进行了批评，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欧洲合众国能够作为欧洲大陆所有阶级的共同阵营来抵制革命并应对美国更快发展步伐的挑战的同时，马克思主义者所呼吁的社会主义合众国制度变成了错误。这是因为，在席卷欧洲统一的浪潮来临之前，上述情况意味着革命是无法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取得胜利的。[29]与此相反，托洛茨基将资本主义的欧洲合众国视为潜在的前进步伐，因为将有助于造就联合起来的欧洲工人阶级，十年后他补充道，即便在回应欧洲资本主义需要在更加平等的条件下跟美国竞争时，反对进步并不是首次用来解决革命失败的问题。他指出，在单一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是不现实的，正如斯大林目前在苏联力求做到的那样，欧洲要联合成一个与美国作对的阵营。[30]

斯大林在苏共的胜利使第三国际内部关于欧洲合众国的所有讨论戛然而止。但对外却并非如此。二战期间，革命的传统最终寻找到一种绝妙的表达方式，并由阿尔提艾罗·斯皮内利[23]在文托泰内岛[24]撰写了著名的宣言，他由于批评莫斯科审判而被意共开除了党籍，后与“自由与正义组织”（Giustizia e Libertà）领袖埃内斯托·罗西[25]一道成了20世纪20年代墨索里尼政府的囚犯。一直以来，意大利始终是为民族团结和独立进行激烈抗争的典型国家，而加里波第的职业生涯成为这支抗争力量的象征。《文托泰内宣言》[26]描绘了那一历程。尽管这类民族主义曾经是进步性的，但它也蕴含了帝国主义恶化的种子，以至于欧洲第二次爆发了战争。纳粹主义必须被盟军摧毁。然而，正当英美两国致力于恢复最先引发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的旧秩序的时候，在战胜纳粹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苏联却形成了专制统治。随着战争结束，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阻止欧洲分裂成多个主权民族国家。当前需要的是一个横跨欧洲的单一性的联盟。在未来的斗争中，关键的划分并不是选择民主或者社会主义，而是国际主义。欧洲革命显然是社会主义革命，需要革命党的临时专政，以作为革命创立的新的国家和民主政治的控制核心。不过它不应包含有官僚主义的任何特性，并且仍然缺少公众表达和社会团体活动的渠道。自由的新闻媒体、贸易联盟和司法机构均至关重要，这些对俄国而言却是闻所未闻的。[31]上述宣言被阿尔伯特·赫希曼[27]的妹妹私自传到欧洲，毫无疑问它是欧洲抵抗运动中出现的欧洲大陆一体化理论的最有影响力的观点——自由派和雅各宾派激烈交锋、融合，是“铁幕”[28]降临之前思想自由流动的见证。40年后，斯皮内利非常体面地结束了自己作为欧洲委员会成员及欧洲议会之父的生涯，其名字在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主楼上得以留存。

三

第二次变革晚于这次革命传统，更接近于19世纪圣西门留下的著名思想——他的关于理想社会的观点随着科学和工业精英的努力发生了变化，他认为应当通过有知识的精英组成的最高阶层来进行社会改革。他提出的成立欧洲议会的想法被后世采纳，这一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思想不仅被传递给他的追随者亦即圣西门主义政治家以及法兰西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的银行家、工程师们，而且还使改革观点向外部更为广泛的领域拓展。欧洲一体化思想的特点是致力于细化的政府机构组织，不过通常会偏离革命路线。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是一体化欧洲出现的信号。1867年，“和平与自由联盟”成立于日内瓦，它在接下去的20年中由勒莫尼耶[29]所领导，他是圣西门选集的编辑者以及动产信用公司[30]的前任秘书，并从1868年起为该联盟出版月刊《欧洲合众国》（Les Etats Unis dEurope）。[32]该联盟由雨果担任助理，加里波第担任主席，它显然继承了1848年革命以来的共和传统。然而到了1872年，亦即在那个“可悲和可怕的一年”[31]刚刚结束后的次年，勒莫尼耶随即出版著作呼吁建立欧洲联邦合众国，其重心转移相当明确。他指出，联合欧洲应由共和政府组成，需要一支独立的军队、最高法院、共同市场，需要征得拥有普选权的公民的认可。但是它应当回避“社会问题”，除了利用仲裁来防止罢工，促进经济发展。[33]

5年后由瑞士法官布伦奇利[32]所提的倡议更加适度、细致，当保守的分离主义者在联盟战争[33]中被击败后，他移居到德国并最终成为国际法泰斗。他排除了美国或瑞士模式，认为未来任何模式的欧洲联盟都将尊重他仔细地列举出的总共18个国家的主权，它给予大国与小国不同的投票权。由此产生的组织既不能掌控其成员国财政权，亦不能拥有军事权，而是应当全力关注那些需要共同解决的行政与法律议题。于是，一个不折不扣、有别于联邦且有关欧洲一体化的政府间组织的概念被首次提出，并着手宪法的技术性操作。[34]

早期的政治学相关讨论亦不甘落后。1900年，巴黎政治学院在巴黎举办了一场学术报告会，就欧洲联盟的议案进行了辩论。历史学家阿纳托尔·勒鲁瓦-博利厄[34]是富商家族的后代，他清晰地指出欧洲合众国的口号可能会适得其反，美式联邦在欧洲不可能实现。迈向欧洲一体化的第一步应当是经济的而非政治的，也就是成立关税同盟，并且应当从欧洲文明的核心区域辐射，亦即始自西欧以及中欧的拉丁语系和日耳曼语系国家。至于周围的三大帝国，需要俄国与德国相互制约，为了避免关乎其命运的战争的危险，应该接纳土耳其。不过英国应当排除在外：它是一个海外帝国，缺乏欧洲人的团结精神，因此应该阻止它加入欧洲联邦——担心盎格鲁-撒克逊势力更好地推动联邦的形成，而不只是民主情绪。另一个报告人、律师古斯塔夫·伊桑贝尔（Gustave Isambert）则以伦理、宗教及道德为由，提出应将英国纳入而排除土耳其，并警告不要根据势力将其成员国划分为两类。只有联盟才是可行的，但它应该足够强大，要独立拥有立法机关、高等法院、行政机关以及军队，并且或许应该在斯特拉斯堡建立首都。简单地希望靠科技和经济发展防止战争爆发，这纯粹是幻想，就如同期待用水来侵蚀岩石一样。应当将这一联盟用政治杠杆加以调控，如此才能发挥真正作用。如果团结起来，欧洲3.75亿人就能对全球发号施令——自然是遵循了公平和公正原则。[35]

这种司法和地缘政治的思维模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得以扩展，此时欧洲在世界上的地位受到更为显著的威胁。官僚传统由于其本质特征而始终保持着中庸之状态，或多或少摇摆于政治派系之间。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开始的那段时期，这种思维模式的主导地位更加明确。尽管多年以来库登霍韦-卡莱吉[35]的思想机动灵活地发生了变通，不过这位早在1923年就发动泛欧运动的奥地利伯爵认为，欧洲一体化总是基于两个方向。在意识形态上，它是反对共产主义左翼的壁垒，而又属于极右的民族主义——它后来发展成纳粹主义。在地缘政治上，它将成为抵制俄国的有效军事屏障，以及英美经济的竞争对手——在这之后，他调整自己的设想而将英国纳入，使之成为合众国之一。[36]较之前辈们，库登霍韦是更具自我意识的精英；较之技术领域，其在美学和哲学方面的价值取向更为明显；他从那一时代的显赫人物中寻求灵感：从爱因斯坦到里尔克，[36]从墨索里尼到阿登纳，从曼到克洛岱尔，[37]从布吕宁[38]到白里安。[39]实际上，他的组织受惠于奥地利这个不再是帝国也没有民族自决、凡尔赛会议所谓“威尔逊外交”中所有受害者中所最不容忽视的国家中塞佩尔（Seipel）和陶尔斐斯（Dollfuss）等宗教机构的赞助，也受惠于相当于旧时的动产信贷银行的德意志银行机构瓦尔堡（Warburg）、德意志银行、彩票业、信贷机构的资金支持。[37]

在公开场合，库登霍韦都是民主拥护者，他认为民主是左翼和右翼政权的中间道路，即便有如此之多的民主人士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其他社会层面的人都属于软弱的民主捍卫者。此前，他曾毫不掩饰对民主人士的蔑视，认为民主是“两大贵族时代的可悲插曲：拿着宝剑的封建贵族和拥有灵气的社会贵族”。[38]没过多久，一旦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库登霍韦最初的反议会制观点随即发生转变，最终转向英法式的个人自由与集体安全间联系之理念。不过自始至终，他的欧洲宪政方案从由关税联盟和最高法院通过的仲裁条约到单一货币都有利于中高阶层。而在气质方面，他与圣西门这位喜爱炫耀的半世俗半不谙世事的冒险家并无甚差别，这位奥地利伯爵被证明是法国后裔：完全不切实际，结果却异乎寻常地兆示了未来。

四

然而，圣西门也预料到欧洲的第三波而且依然显著的思想浪潮。他对中世纪天主教信仰及其制度平和的最初一体化的描述，以及对启蒙运动始终珍视的均势的驳斥，实际上都减少了战争被煽动的可能。由此他归纳出两点：王政复辟的文化以及由此产生出来的保守传统。真正让欧洲统一起来的是宗教与封建主义的理想化形象以及优雅虔诚的骑士精神，它们是伯克的反革命观点的主旨。不过，一个更有影响力——由于它是辩证的，因此也可以说是模棱两可——的版本没有被发表。在《论弑君以求和平》发表三年后，诺瓦利斯[40]的《欧罗巴》（Europa，1799）成为中世纪基督教王国的象征，营造了教皇统一之下充满和谐、爱与美的虚幻境界，后来反对教会的路德叛教运动将这种美妙世界加以摧毁，接下来爆发的革命——第二次“宗教改革”——发生于法国。随后，欧洲在旧世界和新世界的战争中被瓜分，这也揭示了各国传统的国家结构的可怕缺陷。不过在当今前所未有的席卷欧陆的冲突中，若是那一所谓“历史性的首要目标”果真能够给欧洲再次带来统一的话，那么又将会有何种结果呢？难道战争不可能重新唤醒欧洲更高层次的“国家间联合之状态”吗？在那统一体内的国家里，固守的传统与打破传统的思想将会在后革命信仰时代得以充分协调。[39]

诺瓦利斯犹如火山爆发般的文字简直令人欣喜若狂，讽刺的是，它正是因为太过炙热而在其有生之年难以出版。向歌德咨询意见时，后者建议撤下《雅典娜神殿》刊物上的作品。即便直到它1826年重现于世，诺瓦利斯的同事蒂克和施莱格尔曾经把它压了近1/4个世纪，认为它的发表会“引起分歧”，最好将其忽略，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不愉快比后来的认为它是有洞察力的反映政治与宗教关系的著作更加显著。[40]施莱格尔在审查朋友的宣言中起了作用，1802年搬到巴黎并创办新的刊物《欧罗巴》（Europa）——当时很不受欢迎——从而开始开拓较之法国大革命以来基督教转变所产生的全新美景更放眼于长远未来的主题。在该杂志的首篇社论中，他认为杂志首先将讨论“有史以来种类最多的议题”，而他在其杂志上的首篇重要文章讲述了他自德国到巴黎的行程。他认为，对于路上遇到的人群而言，毫无疑问存在着“欧洲同一性”这一特征；但以更挑剔的眼光来看，国家之间仍然存在显著的差异；必须承认，就时代精神特征与生活方式而言，法国人在这些方面的共同性要强于德国人。在此意义上说，巴黎堪为世界之都，这里发生的革命被看作受欢迎的实验，就反对革命的物质基础来讲，就更加有趣。不过，同样作为整体的北欧和南欧却包含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其差异源于其建制的不同。“东方最初就是不可分割的力量，表现出一种形式，在此分化成一种多样性且展现出更为美好的艺术。因此，人类精神必须分化，将自身的力量扩展到无限，并因此获得了许多本来并不具备的能力”。但是无论如何，如果其本土的力量——北方的刚毅和南方的热情——可以整合的话，一个更真实的欧洲将会出现。[41]施莱格尔始终怀念早期浪漫主义时期[41]的一体化，他后期的作品经常会出现对东方卓越智慧的渴望，但其关键性的论题依然强调多样性。在1810年，当他还是革命的死敌之时，他就在一次关于现代史的演讲中对着听众大声疾呼：“亚洲，可以说是统一的土地，所有事物以集体的形式呈现，彼此间的关系也最简单；欧洲则是自由及‘文化’（Bildung）之地，其间多样性个体和分散势力进行着较量……确切而言，正是这种特有的多样性和繁复性，才使得欧洲占据全球人类生活和文明中的重要地位，这也是欧洲不同于亚洲的特异之处。”[42]

施莱格尔此时已经移居维也纳，并迅速地融入了哈布斯堡王朝，先是任职于奥地利总参谋部，之后到德国为后拿破仑时代的新秩序而出谋划策。正是在此社会环境中，关于欧洲保守思想方面的第二大主要议题在反抗拿破仑的斗争期间得以形成，亦即大革命之前外交事务的均势原则开始发生转变。根茨在担任梅特涅[42]的助手和维也纳和会秘书之前，翻译了伯克的《法国革命论》，他是可以被看作这种转变的导火索的关键人物。他在担任领事期间就在极力维护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始的均势，其公开进行干预的理念体现了“每一政治势力都会有另一股力量与之抗衡”的有机体系，不仅如此，他强调，欧洲确实需要达成适于这种公开干涉的联邦宪法方案。除了上述的遏制力和平衡力外，各种政治势力间友好的依存关系也是必要的，其中必须包含对任何威胁国际秩序的国家事务进行干预的权力，此亦为公法原则之一。[43]随着查理二世的复辟，此一论调成为公理。于是政治体系在维也纳会议确立，梅特涅在其中即使不是构建者，也当为主要监督者，而根茨则是理论家；维也纳体系并不是18世纪均势理念的翻版。它是一种全新体系，各个主要势力相互合作而非相互竞争，使原有秩序恢复到更加稳定的局面，同时消除任何反对它的革命之苗头。[44]对于该体系的创建者们而言，此已非旧制度的大联盟，而是实现全新的欧陆一体化，亦即“欧洲协调”。[43]将自己视为“欧洲整体社会的代表”的梅特涅在1824年给威灵顿公爵[44]的信中如此写道：“对我而言，欧洲犹如一个家庭。”而一个世纪后，基辛格会称他为“欧洲首相”。[45]

在法国，基佐同样致力于欧洲协调事务，在1848年那场推翻两个政权的革命中，他都是受害者。不过在同样的事业中，他的智慧成就却是另一结果：将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这两大保守思想主题编织成从罗马帝国的覆灭到王朝复辟阶段欧洲命运的多彩故事，其中最重要的特点是“令人惊异的多样性”，作为欧洲文明统一性的定义，而较之其他任何文明，这一特征要丰富许多。这一设想的独特性在于对多样性主题的寓意进行了谨慎而又激进的修饰，而这种修辞法已为施莱格尔驾轻就熟。欧洲不仅仅是政治体系、社会结构、知识理论和美学形式的令人惊异的多样性的大舞台，在舞台上进行表演的这些内容始终处于“持续性冲突状态”之中，此亦为欧洲文明活力之源。[46]自罗马时代以来的不断撞击和融合，基督教和蛮族势力使得中世纪的秩序初现雏形。历经贵族、教会、平民间的不断争斗，民族国家渐渐统一，只有君主制而非贵族政体、神权政体或是共和政体方能够发展成现代国家形态。宗教改革后，反对教皇的至上精神权威的地位、提倡思想自由的暴动在17世纪的英国拉开序幕，从而引发自由精神和集权君主专制的冲突，而英国也成为欧洲历史上名副其实的继承多样性特征的国家。

在法国，更为激进的自由精神同更为纯粹的绝对君主专政制度的冲突最终导致了1789年的大革命。无论如何，这是由人类理性带来的战胜暴政的重大胜利，如今看来，对于那一时代而言，这方面的意义可谓重大。“此即义务和责任，而且我相信这将是我们时代的价值之所在；让我们意识到任何政权力量”——宗教精神方面抑或世俗方面——“皆蕴含自然的邪恶之行，因此防止弱点及滥用的原则要求必须有一定的制约性”。[47]虽然冲突在过去带来了益处，也要对其明智地控制，冲突在欧洲的自然结果就是妥协。这是因为，“如果所有不同势力彼此间进行不断冲突，那么，其结果就是，没有一方能够对另一方取得压倒性胜利且获取社会所有的资源”。[48]在1828年七月王朝出现前夕，基佐就欧洲文明通史进行多次演讲，其间他承认他会将“中庸之道”原则付诸实践。作为一名法国新教徒，他颠覆了圣西门和德国浪漫主义的规划，认为宗教改革是一种解放而非一种倒退；他同时调整了王政复辟的原则，从维也纳专制反映到巴黎的宪政信条，并使它们从正统主义中分离开来。然而，欧洲多样性的一体化趋势在胡格诺派教徒看来同样亦为神之旨意，不管意图是多么自由，依然带有保守主义的印迹，法国人对此并不感激。[49]

在莱茵河的另一边，相似的观念很快出现。5年之后，根茨在维也纳的一个朋友、年轻的利奥波德·冯·兰克[45]也同样认为，“欧洲基督教国家应当被视为整体，亦即一个单一的国家”。他昭告其德国的读者们，“正是由于对立力量之冲突，在灾害、叛乱、救援的危难时刻，那些最具决定性的全新的发展要素方才得以诞生”。一种误解是，19世纪的所作所为不过是摆脱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有害遗产：“也重申了所有国家的基本原则，亦即宗教和法律，而且还赋予每一个独立国家以新生之原则。”的确如此，恰如“若是不同的文学作品把各个独立的角色混为一谈，那么只会造成令人生厌的单调”——这是由于“所有事物的结合体必定有赖于每一个体的独立，如此方能够使彼此相互激励”——因此，“所有民族和国家同样是”如此道理。“总而言之，任何个体所拥有的显著优势都会对他者造成破坏，而所有个体的融合又会破坏个体之本质。它们各自的分离和自我发展才会使真正的和谐得以出现。”[50]兰克对于法兰西政权更迭的影响异常警觉，他提醒的是那个还未收复全部领土却依然毫无忧患意识的普鲁士；他为那些普通的主题赋予了更多好斗的意义，他认为，基佐所赞美的欧洲历史上的冲突原则在他一般选择忘记的领域具有经典的表达方式。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言，斗争是万物之父。半个世纪之后，在俾斯麦取得成功之前，兰克在1881年更加直截了当地指出：“历史的发展并非仅仅取决于文明的发展趋势，完全不同的推动力也会促进它的形成，尤其是与敌对国家在争夺土地或政治霸权方面的冲突。正如对文化各个领域的影响那样，正是由此或者在这种冲突中造就了史上一些伟大的帝国。”[51]

早些时候，兰克的弟子布克哈特[46]放弃了史学家最为引人注目的构想，亦即历经冲突性差异到决不妥协的敌对状态。理所当然的情况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欧洲展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多元化的生活’”，“最为丰富多彩的生活形态呈现出来，这里成为各种差异性的发源地，各种文化形态在统一中自由地发展：各方力量以多种形式充分地自我展现——纪念碑、图像和文字、机构、政党以及个体”。但在此种多元文化中，却并没有和平主义。单独来看，“西方生活‘名曰’斗争”，尽管充满着“暴力”和“灭敌之愿”，布克哈特却认为，“历史应该为这种缤纷多彩喝彩”，因为“这种不动声色的强权造就了全新的时代，亦即国家和个人无止境的富足生活”。依照史学家“高瞻远瞩”之见，欧洲的钟声敲响，它“美妙和谐，而近处聆听却不管它们是否真正和谐：简直是和谐的冲突（Discordia concors）”。只有“压倒性的机械力量”对欧洲是致命的，无论它是野蛮的、专制的还是当今来自大众的制约力量。不过，迄今为止总会有人将欧洲从历次被同化的危机中解救出来，使它转危为安。[52]

五

或许，上述观点就是自启蒙运动到“美好时代”的思想及其余波，它们依次展现了欧洲一体化演进的潜在联系，这可以被看作历史学家克日什托夫·波米安[47]构建的最直接的“思想积淀”。[53]然而，转瞬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把这一切全部粉碎，同时赋予其另一种全新的生活样式，幸免者努力从灾难中吸取教训，以避免这种灾难再次降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版了有关欧洲统一过程的大量著述、文章和方案报告，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600多种不同语言的出版物，几乎所有主题和描述都是对上一个世纪相关结论的有所选择的或整合性的概述，也首次出现了专门投身于这项事业的组织。[54]推而论之，这些年来，或许只有一个全新的议题最为显著，那就是：欧洲再也难以唯我独尊。事实上可能的情况是，伴随着美国财富和权力的增长，此种状况赫然出现于所有欧洲国家面前，欧陆的衰弱已然是家常话题，而苏联和日本的快速发展也引起了恐慌。瓦莱里1919年的名言“我们的文明社会如今明白，我们也不过尔尔”所抒发的是具有普遍性的预感，多元化很快让位于单一性：事不关己，“高高挂起”。[55]十年后他不动声色地指出：“欧洲明显渴望由一个美国的委员会来管理；其所有政治事务均朝着此一方向发展。”[56]瓦莱里对于战后形势的观察力已然足够震撼，对欧洲如今陷入混乱的多样性以及因科学发展传播而动摇的优越性的描述多了一种悲观的夸张，其观点依然局限于具有讽刺意味的文化批判（Kulturkritik），并且无甚建设性议题。这一时期其他哲学和文学名家，包括奥尔特加、班达及克罗齐，都曾更为积极地投身于欧洲统一的理想之中。[57]

学术领域里的这类纷争与政界并无关联。1929年，建立欧洲联盟的正式提案浮出水面，它们由法国人通过国际联盟提出，不过直到1931年方引起公众注意。在征求库登霍韦的意见后，白里安的倡议逐渐破灭，此主要还是因为他及其助手亚历克西·莱热（即圣约翰·佩尔斯）[48]当时向政府呈递的是一份预测模糊的备忘录。不过，如果它几乎不可能有任何实际结果，那么，此本质上恰恰就说明了法国人的幼稚企图：强行将德国划入防止其重新回到欧洲大国地位的体系，因为这个国家拥有最大的经济体和人口数量，此即第三共和国存在着如此之多过于强硬的政客之原因，他们当中不仅有直言不讳的白里安，而且还有赫里欧及潘勒韦，甚至庞卡莱，[49]他们均强力支持着给人以过于理想化印象的计划。然而，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不同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令德国毫发无损，白里安的谈判对手施特雷泽曼[50]无意放弃复兴大国地位的国家野心。英国始终反对欧洲一体化的理念（尤其是任何脱离美国的事务），它呼吁来自国际联盟的更高尚的国际化理念终止法国心胸狭隘的替代性方案。单单就巴黎而言，这一方案并非完全被遗忘。20年后，当法国和德国先后被击败、被占领、准备迎接一个更为理智的联盟，“舒曼计划”谨慎地提及其前身，如同过去，法国开始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

那时，从短期来看，纳粹在德国的成功打消了这一前景。[58]起初，全面而凶猛的民族主义席卷欧洲东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方。到1935年，马克·布洛赫在三年之前在罗马举行的由法西斯赞助的一场会议（与会者还有罗森贝格与戈林）上认为当时欧洲普遍的恐慌的出现是因为担忧与西欧的经济竞争、南欧殖民地起义[51]以及东欧涉及外侨的社会改革和内部的政治纷争，这一切骤然造就那些好心——真情还是假意？——的欧洲人，[59]几年内，希特勒的“新秩序”将宣示自己的欧洲统一的全新版本：其范围西起盎格鲁-撒克逊人控制的欧洲西部，东至布尔什维克统治的东部地区。尽管纳粹的此次席卷欧洲之行过于短暂且无任何更多的益处，它依然在随后造成了不良后果。当吕西安·费弗尔[52]于1944～1945年冬季在业已收复的巴黎首次讲授关于欧洲历史进程的课程之时，其论断已有所缓和。与凡尔赛体系[53]欧洲成“令人绝望的避难所”一样，欧洲的统一似乎仅仅依靠装甲车就足以实现，对欧洲解放的欣喜若狂如今浸染着恐惧，人们担忧曾经更为凶残的工业战争机器再次滚滚而来，恰如科学的进步所带来的破坏性的影响也是无法逆转的一样。建构全新而和平的欧洲任重道远——迈向政治与管理、经济与金融以及文化与文明相结合的欧洲——并非自由主义者的同情所能做到的。然而，向真正的全球共同信仰的方向努力是正确的目标吗？还是实现此目标充满风险，应该回避？[60]

两年以后费代里科·沙博[54]首次郑重其事地发表了关于自安妮女王[55]到俾斯麦时期的重建欧洲理念的著述，导言是其在罗马的一系列演讲，其洞察力至今可谓无与伦比。[61]不过该书结尾的语调也并不乐观。如同他那一代的诸多意大利知识分子一样，沙博并不反对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反而为墨索里尼征服阿比西尼亚[56]而大唱赞歌，[62]不过他在战争期间加入了故乡瓦莱达奥斯塔地区的游击队组织，并且积极投身于当时的解放运动。他在1947年年初的文章中总结道，19世纪晚期武力崇尚占据上风，欧洲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且永久性地被削弱了，从此之后，欧洲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受到更强大的国家的控制或者制约。欧洲的知识分子充其量在世界文坛也许还有一定的话语权。1948年，沙博提及与比荷卢经济联盟战后经济合作的首次尝试。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对欧洲统一体扩大的前景抱有很大的信心。[63]同一年，在遥远的北方，著名罗马天主教徒、罗马法学者恩斯特·罗伯特·库尔提乌斯出版了酝酿了15年的著作，其间纳粹在德国上台，它宣称欧洲实现了统一。然而，正如其不朽名著《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European Literature and the Latin Middle Ages）的标题，对按照任何地域及任何时间顺序“瓦解欧洲”的反对在统一欧洲的努力面前，退化为模糊的间歇期——库尔提乌斯自己断言，“如同中世纪早期和盛期的拉丁文本，欧洲文学为人们所熟知和广泛阅读”，不像欧洲一体化如今只能够在死亡的语言中找到表述。[64]

六

然而在未来两年之内，莫内拟定了“舒曼计划”，造就今日欧盟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得以启动。那么有关一体化的复杂的历史背景对这一进程究竟具有何种影响呢？60年代初，莫内这位资深史学家为其关于新欧洲的著作《高级行政官员》（hauts fonctionnaires）撰写序言，对这种影响毫不怀疑。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勒[57]记述道，在“所谓的‘先驱’与1945年以后的欧洲人”之间存在着“鸿沟”。在一种全新的事业中，他的同代人最终构建起统一的欧洲的目的是“将其财富、权力和荣光交还到各国手中，曾几何时，这些国家失去了它们”。他感叹道，在“否认和鄙视‘祖国’这一理想的欧洲的普救世者及世界主义者”与昔日各种“计划谋略者、意见提供者、乌托邦体系的构建者”之间，存在着“多大的差别”。他无法想象比他对创建“共同市场”中民族国家的作用持更加现实的观点的历史学家最终会对他的十分现实的英雄、欧洲圣人的生活与教义表达同样强烈的轻蔑。[65]通常总能发现比自以为意志坚定者更为坚定的人。

实际上，关于漫长而曲折的一体化历史进程的各种思想一直困扰着欧洲。而每一设想均有其自身的未来结果。就左翼阵营而言，最早高举一体化大旗的革命传统证明最不能使其通过20世纪的风风雨雨至少有两个原因。对左翼来说，统一欧洲的主要动机自始至终是防止战争。当然，和平理想实际上对于每种欧化的观点都至关重要，这充分说明为何左翼阵营以其诚意和紧迫感在起初就引领时代观念潮流：这不仅仅是因为大众渴望和平，他们力求捍卫战争的主要受害者的利益，而且由于左翼阵营始终远离权力从而使之并未受到诱惑发动战争。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仅仅以避免战争为出发点的一体化理念的局限使得其阵营被削弱。其中部分原因是，和平是其本质，它不仅是一个消极的目标，而且也是一种抽象的目标，因而它恰如莱布尼茨所言的并没有明确其特定的政治目标甚至是存在秩序。然而，另外的原因则是，欧洲可以被简单地看作一个定义粗略的剧场：只要“大国协调”一如既往，和平就只可能由“大国”所掌控。然而，欧洲以外的地区又将如何呢？在那些地区，欧洲列强在整个19世纪持续不断地进行着强力的吞并及镇压。

至20世纪初，左翼阵营分化为激进派和中间派。在与考茨基交换意见后，基于激进派的反对意见，卢森堡进行了如下总结：“欧洲文明的概念对无产阶级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国际性’的大团结而非欧洲大团结将会为全球任何地区、任何种族及所有人民所拥有，此为基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社会主义之基石。而任何局部性团结并非实现真正国际化的阶段，而是这种国际化的反面和危害，是潜伏着阶级、民族大敌的模棱两可之状态。正如我们始终与泛日耳曼主义、泛斯拉夫主义和泛美主义这类反动思想持续斗争那样，我们也同样与泛欧主义思想一刀两断。”[66]然而一旦国际联盟创立，甚至连中间派也持有同样的保留性意见：较之任何纯粹的欧洲联盟，难道“国联”不是一种更典范、更有吸引力的理想模式吗？这一疑问的影响并未消失。当今欧盟这一值得称道的概念比昔日民族国家概念更为抽象，而哈贝马斯的构想依然没有抽象到足以涵盖全球性的价值观体系，因而至多也只是联合国所体现的康德式的“世界秩序”，适当地拥有警务权力，因此，他的构想引发更大的反响。在普遍性的阴影之下，特殊性只能够勉强存在——或言，在后来的变异期间它已经融入普遍性之“内”。作为向世界展示的欧盟的道德榜样并且如今根深蒂固地存于其官员的自我形象中的当代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属于左翼的思想产物。

无论如何，曾经颇具活力的这一传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渐衰微，却是另有原因。追随傅立叶和圣西蒙影响时期的早期乌托邦思想的社会主义运动几乎对政治体制无甚兴趣。甚至蒲鲁东的联邦制以及卡塔内奥所持有的民主共和国观念仍然是作为一种原则而处于概念化的状态，而非作为一种明确而清晰的规划。巴黎公社作为一种试验模式是如此短命，以至于它为革命者们提供的只是反面的经验教训，亦即现存的国家机器不能被改变，只能被破坏，否则真正的社会变革不可能实现。另一方面，改良主义者认为，资产阶级议会足够健全，无需再进一步，亦不需要扩大选举权。时间早已进入20世纪，欧洲的统一依旧是一句口号，左右两派对于欧洲的建构均毫无成效。甚至较之欧洲一体化的政治结构，在其他诸多方面与众不同的《文托泰内宣言》为“欧洲合众国”提供了更具有发展眼光的社会愿景。

相比之下，源自圣西门的技术层面的方案则继承了他的制度方面的设计理念，同时也继承了他的经济学上的生产主义理念。这是一种政治与经济的结合：它宣告了欧洲一体化真正来临时其最终进程的提出者之身份。一体化进程不受海外帝国军事行动的影响——事实上，在欧陆频繁地推进其欧洲统一以作为维护海外殖民霸权的方式——一体化没有因如何界定和平的顾虑受到妨碍：欧洲自身免受战争磨难并且能够致力于工业发展及科学进步，以使得其所有阶层的人民得到幸福安康，这已经足够了。但为达此目的需要详尽的行政和法律规划工作，这就要求其重组的第一个现代的提案具有彻底的创新性（但是要少一些幻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诞生的共同体的体制构想与此惊人地相似。不过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当时这种构想在先期遇到的诸多问题也同样地困扰着后来的欧盟。在诸多有关欧盟的规划设想中，布伦奇利的预想也许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他诠释了为何在保罗·基希霍夫[58]以及迪特尔·格里姆[59]很久之前在欧洲未能产生联邦民主政体之因。

他分析道，美国的联邦制基于美国人民拥有共同的国家、语言、文化、法律制度和共同利益，这些方面将美国人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欧洲各地的民族差异很大，其在上述各个方面是完全不同的。在欧洲，各个国家唯有结成行使真正政治权力、并无拥有主权的议会或者整体政府的同盟，才能够促进欧洲公法、欧洲和平以及共同文化事业之目标的实现。“没有民族意识的国家却联合成一种政治统一体，这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既然没有一个所谓的‘欧洲民族’，那么也就不可能有所谓的‘欧洲国’。”[67]这类国家的确没有出现。但是即便建立混合的“准国家”，那么它也只能够是基于上述各个方面，由有能力联合及统治群众的上层社会建立。这种精英主义之逻辑始终存在。就像圣西门本来所希望的那样，尽管精英阶层里肯定有众多的官僚和高管，但并不包括同样多的科学家；又如同布伦奇利所设想的那样，精英阶层不局限于内阁部门；再如库登霍韦所期望的那样，该阶层也不需要许多生来就是贵族的人或者精神贵族们来装点门面。不过，根据当代人物之论，该阶层的特征是上层结构，由最优秀者和最明智者组成，可以说几乎并无争议。此正是库登霍韦所预知和肯定的必然结论。他在20年代的著述中指出，就目前而言，唯有民主才能够阻止混乱。然而在未来的欧洲，“一旦形成全新的、真正的贵族阶层，那么民主本身也行将不复存在”。[68]在此意义上，今日欧盟并未令他失望。

因循守旧的传统又是什么呢？一旦西方经济领域的体制开始发生变化且西方赢得冷战，保守主义的文化遗产随即就浮出水面。接下来，伴随着欧盟的东扩，1815～1823年的诸原则[60]则再起作用：不是势均力敌，而是大国之间的协调，以防止潜在的暴乱、维护地区安全以及确保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稳定，这一切都是基于《特罗保条约》[61]条款之精神而实施的。早在这种精神从理论上得到公开说明之前，“干预权”（droit dingérence）就已经由布鲁塞尔实施，而在前共产主义统治区域的事态发展没有达到全新的“欧洲协调”的预期。资本主义的复辟完全异于专制主义复辟，较之军事干涉，前者更多的是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采取干预活动。但正如在巴尔干地区的连续性的行动所显示的那样，军事武力在需要它的地方仍然将会被使用。全新的正统主义体现的是法治和人权之准则，而非神圣的王权宝座。然而就地缘政治而言，甚至欧盟维和部队（EUFOR）和司法使团（EULEX）所采取的适度行动之渊源也要追溯到夏多布里昂的“十万圣路易之子”的行动。[62]

然而，就上述观点来说，这种连续性对布鲁塞尔而言也许并不是那么重要的遗赠，因为“大国协调”原则不再专属于欧洲人，而是适合于整个大西洋地区，甚至在新的世纪，虽然依然并不完善但却越来越多地适合于全球。最强传统势力位于何处是布鲁塞尔把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区分开来的依据。反常的是，这种启迪式而非纲领性的协调原则却承继自启蒙运动。同样令人颇感矛盾的是，这些全新的革命与技术官僚统治交替的传统当然在政治上也更加近似于启蒙运动。然而，在寻求欧洲一体化的现实——不再是所谓“哲人”假设的虚幻政治现实——的目标方面，基本上没有合理的政治议程。而另一方面，在保守主义传统中，构建“欧洲合众国”的标语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如何有意义地定义欧洲的单一性依然是核心议题。其结果是，较之其他任何传统遗产，这方面将留下更多的沉淀观念，而启蒙运动所赞美的国家的多元化演变为影响力、文化及权力方面的多样性，也正是这些方面将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加以区分开来——数量上的优势转变为质量上的优势，这皆为那些保守主义势力自以为是的观点。在欧盟的精神宝库之中，这种多样性将会持续存在；不过，它的未来发展则是不可预测的。

注释：

[1]Denis de Rougemont， Vingt-buit siècles d Europe，Paris 1961. 有关欧盟委员会现任主席对鲁日蒙及其工作的崇高敬意，参见巴罗佐于2006年10月在鲁日蒙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

[2]Robert Bartlett，The Making of Europe： Conquest，Coloniz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London，1993，pp.306—314.

[3]相关文献可参阅Denis Hay，The Idea of Europe，Edinburgh 1957，他认为“欧洲人”这个词出自罗马教皇庇护二世（1458～1464），“欧洲”这个术语意义非凡地首次替代“基督教世界”则归功于科米纳（Commynes，1488～1501年，由他所写）：pp.83—89。

[4]H.D.Schmidt，‘The Establishment of “Europe” as a Political Expression’，The Historical Journal，IX，2，1966，pp.172—178.

[5]关于圣皮埃尔“永久和平计划”的观点，参见Patrick Riley（ed），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Leibniz，Cambridge 1972，pp.180—181。

[6]Pensées，I（1720—1734），$318，Paris 1991 （ed. Desgraves），281.

[7]Le Siècle de Louis XIV（1751），Ch. II，Paris 1937 （ed. Bourgeois），p.10.

[8]Le Droit des gens，III，Ch. 3，$ 47，London 1958，facsimile，pp.39—40.

[9]The History of the Reign of Charles V（1769），Preface，New York 1833（ed. Harper），p.v.

[10]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1781），Vol.II，Ch. 38，Harmondsworth 1994（ed. Womersley），p.511.

[11]Letters on a Regicide Peace（1796），I，London 1893（ed. Keene），pp.74—75.

[12]De l esprit des lois（1748），XVII，3， Oeuvres complètes，II，Paris 1949（ed. Caillois），p.526； also XVII，5，p.529，详述欧洲作为自由堡垒之自然地理疆域划分。

[13]The History of the Reign of Cbarles V，BK. 12，p.488. 罗伯逊重述了孟德斯鸠的欧洲与亚洲之比较观点，指出成吉思汗和帖木儿像急流一样横扫欧亚。

[14]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1776），Vol.I，Ch. 3（ed. Womersley），p.106.

[15]Le Siècle de Louis XIV，Ch. II，p.11.

[16]Le Droit des gens，III，Ch. 3，$47，p.40.

[17]Le Siècle de Louis XIV，Ch. XXXIV，pp.654—664.

[18]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1788），Vol.III，Ch. 53（ed. Womersley），p.421.

[19]Pensées，$1006，pp.379—380.

[20]The History of the Reign of Charles V，p.489. 相反，孟德斯鸠则认为，“欧洲在掌控了世界其他三大洲的商业之后成为凌驾于其上的‘王中王’”：Pensées，$568，p.320。罗伯逊在论述光荣革命的教训之时对效仿这个话题非常谨慎：“欧洲所有文明国家可以被视为形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共同体。它们之间的交流非常通畅。每一国家引进的科学、艺术、商业以及政府管理等方面的成果很快就传播到其他国家，而且最终也被采纳和模仿。因此，欧洲各个民族有着一般的相似性，他们也同样拥有超越其他地区民族的优越感。”参见Richard Sher，‘1688 and 1788： William Robertson on Revolu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in Paul Dukes and John Dunkley（eds），Culture and Revolution，London 1990，p.102。

[21]Considérations sur le gouvernement de Pologne et sur sa réformation projettée（1770—1771），Ch. 3，Paris 1782，pp.17—18. 不过在更早之时，卢梭对欧洲大加褒扬，不像“亚洲及非洲只不过是一个洲名相同但民族不同的概念上的集合体”，而欧洲是“一个拥有自己的宗教、风俗甚至法律的社会，没有哪个组或国能在不造成任何麻烦的情况下脱离它”：‘Extrait du projet de paix perpétuelle’（1760），Oeuvres，III，Paris 1964，p.567.

[22]De la réorganization de la société europeénne，Paris 1814，pp.7—9，24—26，33—40，47，58—59，63，75—85，97. 圣西门强调说，英国宪法的价值在于它能够促进国家经济繁荣，在同样的宪法体制之下整个欧洲也会繁荣。

[23]可与几乎是同时代的一个方案的命运加以比较。1814年5月，一位崭露头角的哲学家卡尔·克里斯蒂安·克劳泽（Karl Christian Krause）在莱比锡发表了《欧洲国家联邦的设想》（Entwurf eines europäischen Staatenbundes），他深受康德的法律意识形态下的德国理想主义影响的永久和平描述的启迪。在击溃法国之后，得胜的君主国被强烈要求建立一个主要由德国主导的欧洲联盟，首都的理想地就是柏林，考虑到将来其他大洲的世界政府可以效仿它。此文并未引起关注，就像克劳泽的其他作品一样只是过了几代人之后才在西班牙产生影响，甚至在自己的国家也被遗忘。

[24]De la politique générale ed du rôle de la France en Europe，Paris 1840，pp.26—31； Jonathan Beecher，Victor Considérant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French Romantic Socalism，Berkeley-Los Angeles 2001，pp.373—375，402—405 ff.

[25]马志尼认为欧洲文学的出现和政治经济的兴起是不可分开的。欧洲是“一个巨大的共同市场”，且正在“按照它所有人口的共同意愿朝向一个全新的、联系更加紧密的统一时代行进着，在一个总体思路的引导下，欧洲各国人民最终把彼此视为一个大家庭里的成员”，因此，许许多多的“在自然界这一大车间里的劳作者，按照其地位、特殊能力及天职进行分配，但所有一切都有助于其劳动成果大大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La lega Internazionale dei Popoli’（1847），本书最初用英语在爱丁堡出版。Scritti editi ed inediti di Giuseppe Mazzinni，Vol.36，Imola 1922，pp.8—10. For Cattaneo，see the final lines of Dell insurrezione di Milano nel 1848 e della successiva guerra. Memorie，Brussels 1849，p.306：“在完全自由和友善的欧洲，军事阵营的一体化将让位于大众自由；由国王和皇帝们所营造的宏伟建筑可以按照纯粹的美国模式重建。民族准则则因为试图摧毁它的军事压迫而被激发并进一步强化，它将会消除东欧因偶然而存在的帝国，把它们转变成自由人民的联邦。当我们有了欧洲合众国时，我们就拥有了真正的和平。”

[26]‘Discours douverture du congrèss de la paix（1849），in Oeuvres complètes： Politique，Paris 1985（ed，Fizaine），pp.299—304.

[27]Proudhon： Du principe fédératif et de la nécessité de reconstituer le parti de la révolution，Paris 1863，pp.88—94； Bakunin： ‘Fédéralisme，socialisme et anti-théologisme’（1867），in Oeuvres，Paris 1902，pp.14—21.

[28]Kautsky，‘Krieg und Frieden. Betrachtungen zur Maifeier’，Die neue Zeit，1910—1911，Bd 2，pp.105—106； Luxemburg，‘Friedensutopien’（1911），Gesammelte Werke，Bd 2，Berlin 1974，pp.499—504.

[29]“On the Slogan of a United States of Europe”（1915），Collected Works，Vol.21，Moscow 1974，pp.339—343.

[30]依次是：‘Programma Mira’，Nashe Slovo，No.86，11 April 1916； ‘Razoruzhenie i Soedinennye Shtaty Evropy’，Biulleten oppozitsii，No.6，October 1929，pp.9—14。

[31]‘Il Manifesto di Ventotene’（1941），in Luciano Angelino，Le forme dell Europa. Spinelli o della federazione，Genoa 2003，pp.187—201：宣言的社会背景和激进思想部分由行动党创建者、自由社会党成员罗西而非被驱逐的共产党员斯皮内利起草。

[32]在这本书中，他的第一篇社论将圣西门的De la reorganisation作为参考文献：Donatella Cherubini，‘Si Vis Pacem Para Libertatem et Justitiam’，in Marta Petricioli，Donatella Cherubini and Alessandra Anteghini，Les États Unis dEurope. Un Project Pacifiste，Berne 2004，p.22。这本书的标题和内容中的“反战主义者”这个词要从意大利语的角度而不是英语的角度来理解，意思是反对不公平的战争，而非拒绝暴力。

[33]Les États Unis d Europe，Paris 1872，pp.175—178； 一部关注康德多于圣西门的著作，它因对参加维也纳会议的外交官们所作的妥协遭到指责。另一位在普法战争之后设想欧洲大陆统一的是欧内斯特·勒南，1870年色当投降的前两周，勒南与大卫·施特劳斯（David Strauss）一起请求成立欧洲联邦：‘Lettre à M. Strauss’； Oeuvres complètes，Vol.I，Paris 1947，pp.437—448. 甚至后来1882年勒南的著名文章《什么是国家？》（Quest ce quune nation ？）在诸多方面被恰当地认为是一首国家主义的赞美诗，他仍然坚信终有一天欧洲联邦会来到世间。

[34]‘Die Organisation des europäischen Statenvereines’，Gesammelte kleine Schriften，Bd 2，Aufsätze über Politik and Völkerrecbt，Nördlingen 1881，pp.279—312.

[35]Congreès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de 1990，Les États-Unis dEurope，Paris 1901，pp.10，22，11—13，15—18（Leroy-Beaulieu）； 144—145，147—155（Isambert）.两位发言人都认为欧洲大肆殖民是理所当然。博利厄的兄弟经济学家保罗是法国第三共和国时期帝国扩张的领军人物，与朱尔·费里相仿。伊桑贝尔则认为，如果欧洲早在过去得以统一的话，它就能够阻止美国攫取西班牙的殖民地，并且限制英国对布尔人的侵略。殖民者尽管不是本土人，但是应当按照欧洲法律记入到各国代表的比例分配之列，这类观点可谓承前启后：早在1814年，圣西门本人就曾强调海外殖民是未来欧洲的伟大任务之一：De la réorganisation，p.52。

[36]Pan-Europa，Vienna 1924，pp.53—58，42—44，157—163.库登霍韦的母亲是日本人，他于1918年以后获得了捷克公民身份（在波希米亚有地产）；对于希特勒而言，他是“这个世界上的杂种”。至今还没有一部优秀的关于他的传记。二战之后，丘吉尔为库登霍韦的其中一本自传撰写了序言，而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Franz-Josef Strauss）为他倡议欧洲成为世界霸主的著作写了序言。

[37]有关细节，参见：Anita Ziegerhofer-Prettenhaler，Botschafter Europas. Richard Nikolaus Coudenhove-Kalergi und die Paneuropa-Bewegung in den zwangziger und dreissiger Jahen，Vienna-Cologne-Weimar 2004，pp.106—116。

[38]Adel，Vienna 1923，p.31.

[39]“存在着利益冲突的强权之间不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所有的和平只是幻觉，而只是处于休战状态。从内阁的立场和公众意识来看，和解是难以想象的。两个党派都有重大而迫切的要求；在人类与世界精神的驱动下，它们必须提出这些要求。两个党派在人们心目中皆拥有坚不可摧之力：一方面是对古典的尊重，对历史制度的依赖，对祖先不朽功绩和荣耀的家族的热爱及服从的愉悦；另一方面则是自由带来的快感，对巨大的活动区域的无限期望，对新鲜事物的兴趣，与本国人民无拘无束的交往，对兄弟之情的自豪，因个人权利及财产完整而体验到的快乐和作为公民的荣誉感。决不能让两种希望彼此毁灭。所有的征服都毫无意义，因为每个王国的首都不是被城墙保护着，袭击是无法摧毁的”，诺瓦利斯辩驳道，“除非每个国家都意识到使它们陷入可怕的恶性循环的疯狂，否则欧洲将血流成河”，而且，“在烟雾弥漫的战场上，爱情盛宴在热泪中被当作和平的节日庆祝”。Die Christenheit oder Europa. Ein Fragment，Stuttgart 1966，pp.44—46.英语版本是Hymns to the Night and Other selected writings，Indianapolis 1960，pp.60—61（译文有所改动）。

[40]有关这篇文章的压制及操控的历史，参见Wm. Arctander OBrien，Novalis： Signs of Revolution，Durham 1995，pp.227—230。施莱格尔为此加上了“基督教还是欧洲”这一标题，他在1815年试图销毁这个作品。未能幸免于诺瓦利斯的讽刺的伯克本来应该由此得到警示。有记录表明，它简洁及犀利的文风可以与《共产党宣言》相提并论。

[41]Europa. Eine Zeitschrift（1802—1803），Darmstadt 1963（ed. Behler），pp.2，28—32. “Mannigfältigkeit”在此及以后的内容中都是一个关键词。

[42]ber die neuere Geschichte，Vienna 1811，pp.15，11—12.

[43]当欧洲大国为所欲为以至于使得邻国陷入险境之时，它们有权力进行干预，不是基于政治智慧，而是凭借“正当理解的国际法律”：Von dem politischen Zustande von Europa vor und nach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Berlin 1801，Vol.1，p.207。自然地，法国革命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三十年后，他继续支持因邻国扩张致使安全受到威胁的任何主权国家“不受限制的干预权力”之观点：‘Bemerkungen über das Interventions-Recht’（March 1831），in Schriften von Fredrich von Gentz，Eine Denkmal，Vol.5，Mannheim 1840（ed. Schlesier），pp.181—183。

[44]恰如1818年根茨所言：“欧洲自1814年和1815年以来建立起来的政治体系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它取代了均衡原则，确切而言是某些同盟国建立的相互制衡的原则，该原则支配着、也时常是困扰着欧洲，甚至使欧洲流血达三个世纪，其所传承下来的是统一原则，在五个主要大国的指引下使所有国家统一在一个联邦里”；将欧洲建成“一个统一在自己建立的最高法院保护下的伟大的政治家族，其所有成员国不仅让本国同时也让其他国家宁静而喜悦地享受各自的权力”。参见Gentz，‘Considérations sur le système politique actuellement établi en Europe’，in Dépêches inédites du Chevalier de Gentz aux hospodars de Valachie.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la politique européene（1813 à 1828），Paris 1876，pp.354—355。

[45]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 1812—1822，Cambridge Mass. 1957，pp.11，321. 有关欧洲复辟所带来的国际体系的变化程度，参见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杰出而保守性的著作，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Oxford 1994，passim，and ‘Did the Vienna System Rest on a Balance of Power？’，in Systems，Stability and Statecraft： Essays on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New York 2004，pp.37—57。

[46]Cours d Histoire Moderne. Historie Générale de la civilisation en Europe depuis la chute de lempire romain jusqu à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Paris 1828，Lesson II，pp.6—12.

[47]Cours d Histoire Moderne，Lesson XIV，pp.40—41.

[48]Cours d Histoire Moderne，Lesson II，p.7.

[49]“我们可以认为，欧洲文明按照神的旨意进入了永恒的真理时代；它遵循上帝安排的路径。欧洲文明的优越性在于其理性原则”：Cours dHistoire Moderne，Lesson II，pp.11—12。对于基佐来说，十字军东征是“欧洲发生的首次大事件”，整个欧洲均卷入这一事件，“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在此之前，“欧洲这一概念尚没有存在过”。十字军东征也打开了通向更为广阔的多样性世界的门户：“如同一次新生，各国人民投身十字军东征的征途之中，他们发现了一种全新的也更加绚烂多彩的生活方式，立即唤起了野蛮人的古老的自由精神，拓宽了人们对未来的视野”：Lesson VIII，pp.11，17。

[50]Leopold von Ranke，Die grossen Mächte（1833），Leipzig 1916（ed. Meinecke），pp.58—63.

[51]Weltgeschichte（1881），Leipzig 1896，p.5.

[52]Historische Fragmente（notes from 1867），Stuttgart 1942（ed. Kaegi），pp.141—148.

[53]See below，pp.518—519.

[54]参见让-吕克·沙博（Jean-Luc Chabot）近年来有关欧洲一体化观点的详细研究，Aux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e lunion européenne，Grenoble 2005，pp.14—16； 以及了更早时期的论述，其从外交角度所论更多，涉及了略微不同的时间段，参见Carl Pegg，Evolution of the European Idea 1914—1932，Chapel Hill 1983。

[55]‘La Crise de lesprit’（1919），Oeuvres，I，Paris 1992，p.988：初版是英文本，收录于《雅典娜神殿》，今天几乎难以想象。

[56]‘Notes sur la grandeur et décadence de lEurope’（1927），Oeuvres，II，p.930：“不知道如何摆脱我们的历史，那些几乎没有任何历史的幸福的人们使我们摆脱历史的包袱。这些幸福的民族给我们带来了幸福。”瓦莱里解释道，他初次开始独立思考19世纪90年代的历史线索，当时美国战胜西班牙以及日本战胜中国给他的印象很深。

[57]Ortega，La Rebelión de las masas，Madrid 1930，pp.302—308； Benda，Discours à la nation européenne，Paris 1931，passim； Croce，Storia dEuropa nel secolo decimonono，Bari 1932，p.358. 关注围绕“白里安计划”的繁杂的日程。奥尔特加对来自苏联的挑战大伤脑筋：“我认为将欧洲构建成一个伟大民族国家是能够挫败（苏联）‘五年计划’的唯一的规划。”

[58]单单在英国，就有令人好奇的后续行动。“白里安计划”失败之后，威尔士一工业财团百万富翁的继承人、劳合·乔治的前任秘书戴维斯男爵（Baron Davies）成立了“新联邦协会”（the New Commonwealth Society），他得到了至少像恩斯特·耶克（Ernst Jäckh）这样的人才作为该组织的国际理事。他们在1934年先后建立专业机构、出版季刊，五年后，该刊成为在“慕尼黑事件”（德国纳粹政权吞并奥地利后希特勒策划占领捷克斯洛伐克，1938年9月30日凌晨英、法、德、意四国首脑签署《慕尼黑协定》，德侵占苏台德地区，次年3月希特勒撕毁协定，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对此行径英法除口头抗议外并未采取任何实际行动。——译者注）所带来的余悸中发表一种接一种的“联邦”方案的平台。这些方案的提议者深受当时的畅销刊物《今日联盟》（Union Now）的启发，该刊物早在1933～1934年冬天业已筹划，但是直至1939年才由美国新闻记者克拉伦斯·斯特赖特（Clarence Streit）找到出版商，该刊呼吁成立“世界15个民主政权联盟”——美国、英国、欧洲殖民地、法国、低地国家、北欧日尔曼国家和瑞士——这些“几乎拥有地球的一半面积、控制着四大洋且统治着将近一半人类的”地区联合起来，成为对抗轴心国的不可战胜的联盟。二战爆发之时，《新联邦季刊》（The New Commonwealth Quarterly）上发表了英法联邦的提案，新联邦协会英国分部负责人丘吉尔在巴黎沦陷之后于绝望中采纳了提案，该提案曾经试图鼓励第三共和国（指的是法国——译者）继续战斗，结果没有成功。德国战败之后，这种最后时刻的联邦主义提议在英国自然而然地被忘得一干二净。然而，在美国，冷战催生了大西洋与联邦的会谈，不过这次则是为了对抗共产主义威胁之目的。1950年，斯特赖特出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耶克是“挽救了许多亚美尼亚人生命”的塔拉特的崇拜者和哀悼者，应该庆祝自己不仅在德国与青年土耳其党结成抗击俄国的联盟中发挥了作用，期待着美国的杜鲁门主义，而且对欧洲超级大国理想也作出了贡献：Der golden Pflug，pp.20，219—220。

[59]‘Problemès dEurope’，Annales d histor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No.35，September 1935，p.473.

[60]L Europe. Genèse dune civilisation，Paris 1999（在此之前是未经出版的演讲稿），pp.279，284—289，316，292. 费弗尔广泛引用了瓦莱里关于欧洲知识传播到非欧洲世界的主要思想，以及布洛赫的主要观点：欧洲依然是一个令人恐惧的舞台，害怕工业竞争、殖民地崛起、共产主义思想实验以及进一步加剧的民族冲突：pp.308—309。

[61]‘LIdea di Europa’，取材于1943～1944年冬天米兰开设的一门讲座课程，现收录于Luisa Azzolini（ed.）， Idea dEuropa e politica dellequilibrio，Bologna 1995，pp.139—203。在后来众多文献中，两部最杰出的著作却是最早创作的：海因茨·戈尔维策（Heinz Gollwitzer）的Europabild und Europagedanke（Munich 1951）涵盖了德国从启蒙运动到尼采时期的文学，是一部简明扼要的学术要著。卡洛·库尔乔（Carlo Curcio）的Europa. Storia di unidea（Florence 1958）则条目众多、分析略少，讲述欧陆所有主要民族文化的概述作品，时间跨度是自古代至二战时期。法国史学家则倾向于研究欧洲思想的政治层面，早期的有皮埃尔·勒努万（Pierre Renouvin）的LIdée de Fédération Européenne dans la Pensée Politique du XIXe Siècle（Oxford 1949），随后是涉及范围更加广泛的让·迪罗塞勒的LIdée dEurope dans lhistoire（Paris 1965，由莫内作序），最近则有帕特里斯·罗兰（Patrice Rolland）的文集Lunité politique de lEurope. Histoire dune idée（Brussels 2006），来自瑞士的有德·鲁日蒙的编年史Vingthuit siècles dEurope，出版于1961年。

[62]他战前的一篇文章“‘Il Principio dell’ equilibrio nella storia dEurope”结尾赞扬了“欧洲式的人性化”外交和“法西斯意大利在睿智而坚定的领袖领导下所承担的新的伟大任务”，Idea dEurope e politica dellequilibrio，pp.30—31。那不勒斯人库尔乔始终是一位更加坚定的法西斯政权拥护者，他在战后一段时间内是清洗的对象。

[63]分别参见LIdea di Europa，and ‘Europa. Storia’ in Idea d Europa e politica dellequilibrio，pp.203，257。

[64]Europäische Literatur und lateinisches Mittelalter，Berne 1984，pp.14，21.

[65]Jean-Baptiste Duroselle，LIdée européenne dans l histoire，Paris 1965，p.26； Alan Milward，The European Rescue of the Nation-State，p.318 ff.

[66]Gesammelte Schriften，p.503.

[67]Bluntschli，Gesammelte kleine Schriften，Bd 2，pp.293—294，298—299.

[68]Coudenhove，Adel，p.36.

[1] 严格意义上的“古典时代”指的是公元前5～前4世纪的古希腊文化繁盛期。不过笼统地说，也可指更早的历史时期，甚至大致包含爱琴文明（公元前20～前12世纪的上古时期）以来直至古典时期的历史。

[2] 德尼·德·鲁日蒙（Denis de Rougemont，1906～1985），瑞士作家、文化理论家、欧洲联邦主义者，其思想影响欧洲当代学界，代表作是《西方世界之爱》。

[3] 赫西俄德（Hesiod），古希腊诗人，大约生活于公元前8世纪，其代表作品是长诗《工作与时日》以及著名的《神谱》，被称为“希腊训谕诗之父”。

[4] 罗伯特·巴特莱特（Robert Bartlett，1906～1985），英国史学家、欧洲中世纪史研究专家，其代表作是《欧洲的形成》（The Making of Europe： Conquest，Coloniz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950—1350）。

[5] 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1924～1993），英国著名史学家、作家、社会主义者、和平活动家，提出“道德经济学”这一重要概念。他曾因苏联入侵匈牙利而退出共产党，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主张“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其著述包括《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威廉·莫里斯：从浪漫主义到革命》《辉格党人与猎人》等。

[6] 《乌得勒支条约》（Treaty of Utrecht），1713年4月至1714年9月法国、西班牙同反法同盟国家为结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分别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因首批条约在荷兰的乌得勒支签订，故得名。这些条约使英国在殖民地的势力大为增强，法国称霸欧洲的局面告终。

[7] 指圣皮埃尔神父（Abbe de Saint-Pierre，1658～1743），法国近代科学院院士，其名字是夏尔-伊雷内·卡斯特尔（Charles-Irenee Castel），生于圣皮埃尔教堂。他的《给欧洲以永久和平的回忆录》（三卷）影响了卢梭的相关思想。圣皮埃尔神父的欧洲联合或邦联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永久和平，而实现永久和平的手段和途径则是建立统一的欧洲邦联，这需要通过缔约、特定国家合作、自治、遵约、成员国共识等“五条通则”来达成。

[8] 吉耶讷（Guyenne）是法国西南部一地区，今有吉耶纳省，第四大城市波尔多位于此地；布列塔尼（Brittany）是法国西北部一个大区，位于英吉利海峡和比斯开湾之间的布列塔尼半岛，首府是雷恩；安茹（Anjou）是法国西北部古地区名，曾为一封建伯国，位于西部卢瓦尔河下游。

[9] 瓦泰勒（Emer de Vattel，1714～1767）瑞士著名法学家、哲学家、外交家，其相关思想是现代政治哲学和国际法学的理论基础；著作《国际法》是国际关系的权威性著作。

[10] 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1721～1793），苏格兰史学家，曾任爱丁堡大学校长。

[11] 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百科全书派领袖，因其《哲学思想录》里的无神论言论而被投入监狱，出狱后不遗余力地从事《百科全书》的编辑出版，除了撰写《百科全书》大量词条外，著有《对自然的解释》《达朗贝和狄德罗的谈话》《关于物质和运动的原理》等。

[12] 雷纳尔（Raynal，1713～1796），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主编过著名的《两个印度的哲学和政治史》。

[13] 即亚当·斯密。

[14] 圣西门（Claude-Henri de Rouvroy，Comte de Saint-Simon，1760～1825），法国哲学家和社会改革家，空想社会主义者；1802年起宣传空想社会主义，拥有大批信众，1814年后形成圣西门主义团体；其代表作包括《新基督教》《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等。

[15] 奥古斯坦·梯叶里（Augustin Thierry，1795～1856），法国历史学家、作家，曾是圣西门的秘书和合作者，其《乡巴佬雅克的真实史》描述了老百姓受奴役及奋起反抗的历史；作品还有《诺曼人征服英国史》《墨洛温时代叙事》《第三等级的形成与发展史》；他强调英国、法国的历史是被征服者争取解放和自由的历史。

[16]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是三十年战争结束时签订的系列和约，和约削弱了哈布斯堡王朝，使欧洲达到相对均势状态；德意志、意大利仍四分五裂；法国实力大增并为称霸奠定基础。

[17] “旧制度”（ancien régime）指的是自中世纪法兰西瓦卢瓦王朝到波旁王朝所建立的在欧洲大陆具有标志性的贵族体制，它以王室、教士和贵族为权力核心，后来又形成天主教教士、传统贵族和第三等级的三级制度。

[18] 古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1819～1877），法国画家、现实主义画派的创始人，代表作《画室》《碎石工》《奥南的葬礼》等如实反映生活，他还写文章呼吁民主和自由；1871年成立巴黎公社后被选为公社委员、艺术家协会主席，巴黎公社失败后被捕入狱。

[19] 卡洛·卡塔内奥（Carlo Cattaneo，1801～1869），意大利哲学家、作家、爱国主义思想家，被视为意大利民族英雄。

[20] 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1865），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奠基人之一，提出“财产就是盗窃”之论，蜚声于世，认为可以通过保护小私有制摆脱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端。巴枯宁（Mikhail Aleksandrovich Bakunin，1814～1876），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无政府主义理论家，1864年加入第一国际，后因拉帮结派而被开除，著有《上帝与国家》《巴枯宁论无政府主义》。

[21] 卡尔·约翰·考茨基（Karl Johann Kautsky，1854～1938），社会民主主义活动家，生于布拉格，卒于阿姆斯特丹；曾是马克思《资本论》第四卷的编者；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导人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曾提出“超帝国主义论”。

[22] 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德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社会主义哲学家及革命家，德共奠基人之一，生于俄占波兰的犹太人之家，后移居柏林并加入社民党，与卡尔·李卜克内西成立马克思主义革命团体“斯巴达克同盟”（后来的德共）；创办《红旗报》，被多次关押，后被逮捕、杀害。

[23] 阿尔提艾罗·斯皮内利（Altiero Spinelli，1907～1986），意大利政治家、理论家、欧洲联邦主义者，一生致力于欧洲统一；曾担任欧洲委员会委员和欧洲议会议员多年，欧洲议会大楼以其名字来命名。

[24] 文托泰内岛（Ventotene）位于亚得里亚海，古称潘达泰利亚岛，曾是罗马流放犯人的小岛。

[25] 埃内斯托·罗西（Ernesto Rossi，1897～1967），意大利政治家、欧洲联邦主义论者、新闻工作者，曾是反法西斯主义的活动家，其思想促成了行动党的创建，1941年《文托泰内宣言》的缔造者之一。

[26] 《文托泰内宣言》（The Manifesto of Ventotene），是1941年由斯皮内利和罗西这两位为欧洲统一目标而孜孜以求的理想主义者在文托泰内岛的监狱里所撰写的著名宣言，其理念影响后世。他们认为，民族国家孕育的民族主义是导致独裁、经济危机和战争的病毒，要消除病毒，必须建立一个像美国一样的欧洲联邦。

[27] 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1915～ ），出生于德国的犹太思想家、发展经济学家，代表作《欲望与利益》在思想方面作出重大贡献；还著有名著《退出、呼声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反应》《经济发展的战略》《激情和利益》等。

[28] “铁幕”（Iron Curtain）一词出现于1946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的反苏反共演说，是为“铁幕演说”，斯大林随后发表谈话回应，谴责丘吉尔及其美国朋友很像希特勒及其同伴，冷战序幕由此拉开。

[29] 夏尔·勒莫尼耶（Charles Lemonnier，1860～1930），比利时持自由主义思想的政治家，曾担任布鲁塞尔市市长。

[30] 动产信用公司（Crédit Mobilier）是1852年11月18日由贝列拉兄弟创办的法国一家大股份银行，它是在拿破仑三世大力支持下所打造的。

[31] 指普法战争结束、法国战败的1871年。

[32] 布伦奇利（Bluntschli，J.K，1808～1887），瑞士法学家，著有《文明国家的近代国际法》。

[33] 1847年瑞士的这场战争是地方分离主义（占据绝大多数的天主教居民的“天主教分离运动联盟”）反对中央集权的战争，后激进派击败之；次年制定新宪法，是为欧洲那一年民主革命中罕见的成功案例。

[34] 阿纳托尔·勒鲁瓦-博利厄（Anatole Leroy-Beaulieu，1842～1912），法国政论家、史学家，著有《犹太教与反犹主义》《帝俄和俄罗斯》等。

[35] 里夏尔·库登霍韦-卡莱吉（Richard Coudenhove-Kalergi，1894～1972），奥地利贵族、“泛欧运动”倡导者，其《泛欧洲的圣战》阐述如下思想：建立“联邦”制度，将混乱、分裂的欧洲建成有秩序、和平的欧洲，“泛欧联邦”照搬美国模式，等等。

[36] 莱纳·玛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奥匈帝国著名德语诗人，生于布拉格，作品包括诗集《生活与诗歌》《新诗集》《杜伊诺哀歌》等，作为一个划时代的文学人物，他对19世纪末的诗歌尤其是欧洲颓废派文学产生巨大影响。

[37] 保罗·克洛岱尔（Paul Claudel，1868～1955），法国著名诗人、剧作家和外交官，一生创作诸多诗剧、诗歌以及宗教与文学的评论作品。

[38] 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1885～1970），魏玛共和国时期内阁总理（1930～1932），也是德国历史上颇具争议的人物，其针对纳粹党模棱两可的政策导致魏玛共和国灭亡；1934年被迫离开德国。

[39] 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1862～1932），法国政治家、外交家、社会党创始人，曾11次出任总理，因对德和解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同时也以其非战公约和建立欧洲合众国的倡议而闻名于世。

[40] 诺瓦利斯（Novalis，1772～1801），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其代表作还包括《夜之赞歌》（1800）《欧罗巴》和《圣歌》（1799）等。

[41] 早期浪漫主义时期（Frühromantik，1820～1850）被认为是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交会的时代。

[42] 弗里德里希·冯·根茨（Friedrich von Gentz，1764～1832），德国政治家、政论家。克莱门斯·梅特涅（Klemens Lothar von Metternich，1773～1859），奥地利政治家、外交家、19世纪保守主义的巨擘，他在拿破仑被打败后主持的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1814～1815）被认为重建了欧洲和平，封建王朝得以复辟，欧洲回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之状态，亦即恢复了旧秩序及保守势力，此即所谓“梅特涅体系”。此外，在他主导下欧洲各国的“协调”方针造就了维也纳会议后数十年的“梅特涅时代”。

[43] 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亦称为会议制度（Congress System），它体现了1815～1900年欧洲势力均衡的政治理念，其创建者是摧毁拿破仑帝国的四个国家——英国、奥地利、俄国、普鲁士，稍后法国加入；这种协调逐步瓦解，1878年柏林会议为最后一次协调，它于一战爆发之时最终结束。

[44] 即阿瑟·韦尔斯利（Arthur Wellesley，1769～1852），别名“铁公爵”，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军陆军元帅、第21位英国首相，是世界历史上唯一获得7国元帅军衔者。

[45] 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19世纪德国最著名的史学家、西方近代史学奠基者之一，主张如实呈现历史原貌，创立兰克学派。

[46] 雅各·布克哈特（Jacob Christoph Burckhardt，1818～1897），瑞士杰出的文化史学家，师从实证主义史学流派创始人兰克，两人被公认为19世纪德语世界的伟大史学家。

[47] 克日什托夫·波米安（Krzysztof Pomian，1934～ ），波兰哲学家、史学家和评论家，专于法国、意大利和波兰的社会文化史研究，2001年起任职于布鲁塞尔的欧洲博物馆。

[48] 亚历克西·莱热（Alexis Léger，1887～1975），法国诗人和剧作家，笔名是圣约翰·佩尔斯（Saint-John Perse），196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包括《赞歌集》《阿纳巴斯》《流亡》《海标》等。

[49] 爱德华·赫里欧（Édouard Herriot，1872～1957），法国政治家和作家，1924～1932年三次出任总理，1936～1940年当选国民议会议长。保罗·潘勒韦（Paul Painlevé，1863～1933），法国政治家、数学家，出任过国民议会议长、部长、总理。庞卡莱（Raymond Poincaré，1860～1934），法国政治家，历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理（1912～1913，1922～1924，1926～1929）、总统（1913～1920）。

[50] 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1878～1929），德国魏玛共和国总理和外交部部长。

[51] 此处应为埃塞俄比亚的民族解放运动：1935年意大利法西斯出兵侵埃，次年占领国都，国王逃于伦敦；经过亚非国家及英军的声援和支持，1941年迫使意军投降，国家恢复独立，民族解放运动获胜。

[52] 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1878～1956），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著有《大地与人类演进：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高福进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莱茵河：历史、神话和现实》（许明龙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等。

[53]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在1919～1920年签订了以对德和约为主体的《凡尔赛和约》、与德国的盟国奥地利、保加利亚、匈牙利、土耳其分别签订《圣日耳曼和约》《纳依和约》《特里亚农和约》《色佛尔和约》，这些和约统称为凡尔赛体系。

[54] 费代里科·沙博（Federico Chabod，1901～1960），意大利政治家、史学家，任教于意大利多所知名大学，是研究马基雅维利的专家。

[55] 安妮女王（Anne of Great Britain，1665～1714），大不列颠王国斯图亚特王朝末代女王，1683年与丹麦王子乔治结婚。

[56] 阿比西尼亚（Abyssinia）是埃塞俄比亚的旧称，一般认为这个名字来源于阿拉伯语，意为“混血”。

[57] 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勒（Jean-Baptiste Duroselle，1917～1994），20世纪法国著名史学家、教授，国际关系史研究权威，主张各国保持实力以捍卫国家独立并维持一种均衡局面。

[58] 保罗·基希霍夫（Paul Kirchhof，1943～ ），德国法学家、税法专家，曾任德国前联邦法院法官以及默克尔政府的顾问。

[59] 迪特尔·格里姆（Dieter Grimm，1937～ ），德国法学家、前联邦法院法官，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访问教授、资深研究员。

[60] 1815年拿破仑一世垮台，欧洲列强先后通过各种非正式会议确定了几项原则，其中一条就是关于“确保在重整欧洲版图过程中无一国家可取得绝对优势（如拿破仑般主宰欧洲）”之原则。

[61] 《特罗保条约》（Protocol of Troppau）是1820年五国同盟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签订的条约，其协调原则是19世纪初欧洲协调机制的组成部分，当时俄、奥、普、法积极参与制订，而英国则无意镇压当时的欧洲革命，只派遣了观察员出席会议。

[62] 19世纪20年代初期，西班牙爆发革命，混乱局势引起欧洲列强关注，英、法、俄、奥、普五大列强在意大利维罗纳开会，决定干涉。1823年4月，法国率先组织“十万圣路易之子”部队，他们势如破竹，很快攻入马德里并推翻西班牙自由主义政府。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1768～1848）乃法国作家、政治家、外交家，著有《阿拉达》《基督教真谛》，其长篇自传《墓畔回忆录》尤为著名；他出任维罗纳会议全权代表，支持镇压西班牙革命，取得成功后就任外交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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